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明显的汉化过程，伴随着数次民族融合，最终演化为了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这一经由中亚、新疆、河西走廊并最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分支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股票配资哪儿好，也被称为汉传佛教。
和密乘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汉传佛教不仅发展出了吃素这一传统，而且重视义理融合，普度众生的思想。
大同就在佛教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上。
大同是汉朝结束后，佛教向内地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北魏迁都到大同之后，在大同经营数十年。就是在经营大同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僧人太多，寺庙太多，他们不用交赋税，还占有了大量田地，对于一个急需武装人口抢占领域的冉冉上升的政权来说，佛教自然是阻碍者。
北魏太武帝为了充足国库，征召足够多的人马，下令灭除一切寺院，强制还俗（445年）。但在太子提前透露的帮助下，很多宝物、经书也逃过了一劫。但就在灭佛运动之后没多久，7年之后（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随后便重新兴起了佛教。随即在第二年（453年）年，云冈石窟便开始开凿了。
除了对于佛教信念的认同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佛教来巩固统治。佛教中的理念当然是便于统治的，但这里甚至将其扩大到一些细节，例如将佛像塑造为皇帝形象，拜佛祖就是拜皇帝等等。
465年，文成帝去世，11岁的魏献文帝登基，但朝政长期被冯太后把持，所以这一时期的雕像，尤其是皇家雕像，大多如上图所示，是对佛，是一种双皇权的态势。
到这个阶段，佛教已经完成了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封建政权也完成了对于佛教的采纳，双方朝着同一个目标开始不断融合。
到孝文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493年迁都到洛阳，让北魏鲜卑族更多的融入到中原汉族中。这也导致了大同的衰落。云冈石窟也因此衰落了。但北魏的佛教并没有因此衰落，相反，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超越了云冈石窟，成为石刻数量和碑记数量最多的石窟。
为了便于开凿，云冈石窟选在了并不坚硬的石头基质上，导致极为容易风化。尤其是在石窟外侧的木质建筑倒塌之后，降水对于云冈石窟的破坏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后，中美合作对于云冈石窟的水位进行了充分的治理，也进行了充分的保护。
日本是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最早和最深入的研究，建国后，中国学者接力持续进行挖掘和保护。
从大同往南130公里，就到了佛光寺，佛光寺是现存等级规格最高的唐代寺庙建筑。佛光寺同样兴建于魏孝文帝，但在400年后的唐武宗灭佛期间被毁，并在30年后再次重建。
与云冈石窟类似，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中，也是因为佛教的发展过于壮大，导致佛教已经影响了当权者的财政税收，政府稳定。此外，在唐朝时期，佛教依然被视为外来者，有“华夷之辩”的心态。因此对于灭佛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
没有在佛光寺拍出任何值得留存的照片，因为佛光寺体积并不大，但足够精美，网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拍摄非常好的照片。
佛光寺最为称道的除了优秀的历史，以及广为流传的梁思成的发现历程。那些精巧的结构、朴实无华的唐风斗拱、以及精妙又合乎美的庑殿顶比例，真的让人蔚为大观。
从院落中要登上大殿，必须攀登非常非常陡峭的台阶。在院落中甚至无法直接看到大殿的全貌，如果要一览全貌则必须付出努力，或许就是这种磨砺才能真的见到佛。
再往南200公里，就到了平遥古城。在平遥古城外，有一座非常精美的寺庙，双林寺。最早同样始建于北魏时期，但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但真正要看的则是里面丰富而生动的泥塑。这些泥塑又有不少来源于唐辽金，保留了更为古朴的风格。
进入院落，你便可以看到和北魏唐辽金时期有明显差异的一个建筑，也是明清时期山西古建的一个典型特色，那就是在进入寺庙之后，首先会看到一个戏台子。这个戏台子在庙宇中的角色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你站在院落中会发现，这个戏台子是直接面对佛像的。那么一切表演，不仅是给住在这里的人，参与这里事物的人看的，也是祭祀的一部分，是给佛看的。
佛教自后周发生最后一次灭佛之后，便在随后的一千年里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了。这或许和宋辽时期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宋明理学在吸收佛教心性论后，佛教成为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佛教的本土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加强。
因此，当真正的站到院落中后，才意识到这是根植于本土的信仰，也是根植于社群的仪式。
到明清时期，在山西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唐代建筑使用的粗壮的木料了。南美高产作物引入国内后，人口迎来了大爆发。原来边边角角无法种植小麦粟子的地方，现在可以种玉米和红薯了。玉米不仅是光合作用率极高的C4植物，而且对水的需求也少一些，在山西这种海拔较高阳光充足但水源紧张的地方尤为合适。尤其是明末小冰期的时候，由于取暖的缺乏，大量的树木被砍伐用来垦荒以及取暖。
所以明清时期再修建古建筑的时候，建筑体量就普遍小了一些。
双林寺的泥塑非常精彩，最主要的就是对于表情和眼神的塑造十分传神。泥塑首先是需要将粘土与秸秆、棉花等进行充分混合。秸秆和棉花起到钢筋的作用，防止开裂，并且加强固定。
等待充分摔打成型，将其固定在提前用木头搭好的框架中。然后再用极细的黏土和河沙做成非常细腻的泥块固定在最外侧。最后用刀具削成飘逸的形态，随即上色即可。
鲜艳的颜色是古代最为珍贵的东西，因此与我们看到这样经历了几百年的褪色后彰显出的“高级感”不同，在刚刚上色的时候，这些佛像或许就是五颜六色的高饱和度金属矿物色。在当时，这就是最珍贵的色彩，用在他们最珍贵的神的化身上。只有在现代人来看，这些颜色褪去了高饱和度之后，成为了“典雅”的配色。
五颜六色的矿物颜料虽然宝贵，但自古以来最为尊贵的仍然是金色，于是从双林寺向西南120公里，就到达了金碧辉煌的隰县小西天寺庙。
隰县小西天（千佛庵）是泥塑的另一个变种，悬塑的最佳鉴赏地，而且也是极繁主义的一种代表。悬塑是将泥塑固定在壁画上，或者木构件上。并且在上方搭建出极为繁复且姿态附身下看的佛像，从而形成一种众神压迫而来的视觉冲击。
泥塑往往是先通过搭建木架形成佛像的框架，然后缠上麻绳形成血肉，最后用细黏土搭建皮肤，最后上色，往往是镀金。视觉上金灿灿的众神像扑面而来呈压倒态势，确实称得上震撼。
同样在隰县小西天的寺庙入口，可以看到一个正对着寺庙的戏台，这个戏台同样是祭祀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来的是寺庙在山西城镇中的关键位置。它们不仅是祭祀和信仰的核心，也是参事议事，公众娱乐的核心。这一位置如同广场一样，成为仪式和狂欢的场所。
与北魏的云冈石窟、唐朝的佛光寺、辽金的双林寺泥塑、明朝的双林寺建筑不同，隰县千佛庵始建时间已经来到了明末，真正等到大殿修缮和悬塑完成时间已经来到了清朝，距今不到400年。因此，这里的佛像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更具有民间特点。观音菩萨已经完全成为女相，且人物装饰都已经是明清的服装特点。
元朝和清朝作为“外族”统治者，都采用了藏传佛教作为合作伙伴，但他们也都仅限于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或蒙藏地区传播，不允许他们扩大势力进入传统汉传佛教地区。汉传佛教本身根植于本土的强大生命力也依然得到传播。
然而，和明清时期处于封建末期的整体社会风气类似，尽管佛像艺术更精巧，更专注于细节的打磨，但已经失去了汉唐时期的古朴气质，宋辽时期的艺术浪漫，而更多的关注在小天地的打磨之中。这也体现的是对明清时期佛教发展的整体评价：教理停滞、寺院经济萎缩、僧团素质下降。
这时的佛像体积不仅更小，更精致，但在我看来更加突出一种社会充分繁荣下的走投无路的感觉。
一切都走向了完美，佛像精致奢华。晋商在全国做生意赚了大量的钱，回到山西购置田庄，盖了高深的大院，礼教愈加严格。然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依然被困在土地上，被困在田地中的劳作。最后因为人们无法生存，走向了所有历史王朝的统一归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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